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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明时间因为新民报的关系，影响的不仅是湖北。
听说张明分兵而颇有意动的刘湘居然主动把部队从秭归撤了回去。刘湘一直和宜昌做着生意，对于张明的虚实非常清楚。何况此事这只部队已经是一直哀兵。“哀兵必胜，不可敌也。”
湖南，唐生智让自己部队全体官兵摩顶受戒当佛教徒，部队佩戴“大慈大悲救人救世”胸章。他说张明为信仰而舍生，我辈当效仿之。
张春担心的反扑因为张明的殉职而没有发生。第三师在拿下长阳后，连周边的土匪都纷纷下山缴械，接受安置。
为了缓解第三师的情绪，很多第三师的士兵调入第七师，让他们去训练新兵。一些干部也和其它部队的干部对调。不过尽管如此。第三师的这批干部仍然是最沉默的一群人，对士兵也最严厉，打仗最勇敢，一生都是如此。
1926年1月1日，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议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，但是并没有解决内部纠纷，一些右派还是进入了核心层，毕竟军队在他们的掌握当中。李大钊和陈庆同拒绝参会，不过中共张国焘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夏曦等一批党员参加了会议，并担任了政府官员。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。但是也因此造成了右派更大的反弹。也是后来西山会议和清党的根本诱因。会议上，蒋介石就说“三民主义”是中国唯一的主义。
北京。受到张作霖和吴佩孚双向压力，失去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也陷入了纷争之中，没有提出如何管理国家的方案。冯玉祥无奈之下。只好宣布下野。
汪精卫与谭延闿、宋子文、甘乃光由白崇禧陪同到梧州与李宗仁、黄绍竑及湘军唐生智、黔军彭汉章的代表商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。唐生智的代表叶琪在广州面见蒋介石。
夹在张春和唐生智之间的赵恒惕害怕了，以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金光明法会为名，邀唐生智到长沙参加法会，准备除掉唐生智。唐生智遂在衡山宣告“反英驱赵”，集中军队迫向长沙，限湖南省长赵恒锡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长沙，赵恒惕自知不敌。宣布唐生智为内务司长，兼军务司长，自己“因健康欠佳。赴沪医治，依照省宪规定，所遗省长职务，着由内务司长唐生智代理”。唐生智电邀湖南第一师师长贺耀祖、第二师师长刘硎、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到长沙共商善后事宜。唐生智在军事会议上下令扣押刘硎。免去叶开鑫职务，枪毙肖汝霖（第二师秘书长）、张雄舆（第三师参谋长）、刘重威（第三师旅长），派第四师骑兵旅旅长何键向叶开鑫部进攻，入岳州，叶开鑫向孙传芳求援，退到了江西。由此，国民党组成了与李宗仁，唐生智的联盟。张国焘作为汪精卫的代表到了武汉。商量两广两湖联盟共同北伐。
不过北伐的方案就有意思了，不去打福建浙江和江西。而是让北伐军进入湖北，湖北的人民军去打吴佩孚。
顾明直接拒绝了。
“他是要北伐，还是要接管湖北？”
张国焘也知道这是不可能，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，不可能连这也看不出来，他来也只是走一个形式，对国民党中央有个交代。
2月，国民党右派借着协商在南京修建中山陵事宜，谢持、邹鲁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，召开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，密谋清党事宜。西山会议派还是形成了。只是因为右派势弱，所以没有公开。张春接到了行动组的情报，并将情报秘传给张国焘，让他做好应急准备。
张国焘虽然相信有这回事，但是却不认为西山会议派能成事，因为毕竟中共和左派在国民党中央占有绝对统治地位。不过他还是秘密召开了执行委员会，通报的情况。布置了紧急情况下的撤退事宜。
3月，蒋介石借“中山舰”事件逮捕了李之龙，扣押中山舰。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，收缴工人武装，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，宣布广州全市戒严，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。
一些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退出第一军，蒋介石获得了第一军的军权，三名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。
张国焘以自己退出国民党中央为要挟，要求释放李子龙。宋庆龄不愿国共合作破裂，也像蒋介石施压。
李之龙带着一批原革命军第一军的党员到了武汉。
徐振鹏大喜过望，因为总算有了一个海军人才来接替他的工作。李之龙建议湖北海军薄弱，不如先建一个海军工程学院，一边研究造船，一边培养海军人才。
军部同意了这个建议。地址就选在武汉造船厂的傍边。徐振鹏任代理校长，李之龙任副校长，李之龙对徐振鹏这个老前辈非常尊重，而且他对于徐振鹏已经建立的海军研究体系需要时间来适应，所以恳请徐振鹏再带一段时间。
3月，张作霖进攻天津，日本军舰助阵，被冯玉祥用炮火逐出大沽口。日本以国民军破坏了《辛丑条约》，与英、美、法、意、荷、比、西等8国公使，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，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。
中共组织北京总工会、学生联合会等在天安门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、炮轰国民军，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。提出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，驱逐八国公使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；撤退外国军舰，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的主张。
总统卫队在段祺瑞不知情的情况下开枪。三一八惨案发生。
鹿钟麟借机发起祛除段祺瑞的兵变，段祺瑞退居天津，认为这是有人陷害他，让他的人生有了莫须有的污点。从此吃斋念佛。鹿钟麟放出了曹锟。
冯玉祥不得以率军退出了北京，在南口坚守。4月，张作霖奉直联军从天津进入北京。
吴佩孚却没去，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取得胜利，不是荣耀，而是可耻。
4月3日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《请整党肃军准期北伐》的建议。认为冯玉祥退出北京后，直系和奉系必然会把矛头指向两广。应该争取孙传芳中立，联合两广两湖打垮吴佩孚，接应冯玉祥，或可直捣黄龙，拿下北京，实现统一大业。不过同时提出利用整党肃军，实行清党的实质。
4月18日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湖北自治政府，基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实质，湖北自治政府应更为湖北国民政府，听从中央政府的领导，所属军队应归于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领导。
顾明回电：湖北自治政府谨从孙中山先生遗志，但中山先生逝世以来，国民党党内不断排共，廖仲恺先生被刺案不了了之，元凶逍遥法外，陈庆同案亦是如此。中山舰案，诬陷李之龙，行排共之实，昭然若揭。国民党视我党若无物，我党基于民族大义，忍辱负重，维持两党合作，今更名事小，欲行吞并之事事大。致我党无立锥之地，断不能从。
5月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《整理党务案》，其中湖北自治政府不服中央号令成为一大罪状。
为了制衡苏俄的鲍罗廷，蒋介石亲自迎接英国工党主席孟朗姆。
鲍罗廷赴武汉要见张春。
张春直接回了仙女。李大钊和顾明会见了鲍罗廷。拒绝了向广州政府妥协的要求。认为国共合作应当是平等的合作，中共拥有数万党员，不是一个随便可以欺凌的小党。如果国民党执意清党，中共可以退出合作。
湖北保持中立，不会拖北伐的后腿，但是如果有人打湖北的注意，人民军将予以坚决打击。
6月，谈判破裂。张国焘宣布中共退出国共合作，不顾宋庆龄等左派人士的挽留，带领中共代表团返回上海租界。不过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留在广州和革命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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